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，北京市东城区汇集了50多家大型出版机构，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纠纷时有发生。近日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东城法院）梳理近5年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，发布《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纠纷审判白皮书（2020—2024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白皮书》）。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就出版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采访。
出版社为原告的案件约占70%
东城法院副院长曾进介绍，东城法院是集中管辖北京市东城区、通州区、顺义区、平谷区、怀柔区和密云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法院，《白皮书》正是在全面梳理分析近5年来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的基础上发布的，旨在强化司法引领，明确裁判规则，回应行业关切，规范图书出版市场秩序，维护创作者、传播者、使用者合法权益，推动图书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东城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冯宁介绍，2020年至2024年，东城法院共受理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民事案件841件，其中著作权权属、侵权纠纷740件，占比近九成。在这些案件中，出版社为原告的案件约占70%，出版社作为被告的案件约占30%，主要涉及职业教育、文学、少儿等领域畅销图书。从案件的审理来看，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趋向立体化，保护理念不断完善，既做到公正合理保护，又防止权利滥用，既做到激励创新，又维护公平竞争；保护范围不断拓展，从传统的图书内容延伸到封面设计、图书装帧、图书名称等整个出版链条；保护力度不断加大，从传统的填平性赔偿到威慑性的惩罚性赔偿，提高侵权者的侵权成本。
“在此类案件审理中，我们也发现，图书作者和出版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。”冯宁说，具体而言，部分作者原创意识不足，相关教辅类图书或应用型普通文字作品同质化问题凸显，或照搬照抄，或拼凑洗稿。一些作者的证据意识不足，创作过程中，未妥善保存手稿、修改稿等展现创作思路及时间线的关键证据，创作完成后，未及时进行作品登记固定创作成果。此外，部分作者法律意识不足，合作作品时未就署名方式、著作权份额、收益分配等问题明确约定，对外授权许可或者转让相关权利时未就授权范围、权利边界等问题明确约定。
而出版社方面的问题主要存在于，一是内容审查不到位。部分出版社对于图书授权链条的完整性、疑似抄袭内容、署名规范性等，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忽视洗稿等隐蔽侵权行为。二是内部管理不到位。部分出版社在合作渠道管理方面，忽视单据留存，在诉讼中往往难以提供出库单、委印单等证据；在授权管理方面，存在超期、超范围使用被授权作品以及超额印刷等问题。三是风险防范不到位。部分出版社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，一些从业人员不了解作者及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边界，以致侵权发生而不自知。部分出版社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创新动力不足，采用的防伪标识较为简单，易被破解仿造。
主动筑牢“过滤网”“防护网”
针对以上问题，东城法院民三庭（知产庭）副庭长万红玉建议，创作者要提升证据意识和法律意识，创作中积极应用时间戳、区块链等技术手段，形成完整的创作证据链条；作品创作完成后，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。图书出版行业则需要进一步强化“过滤网”和“防护网”建设，新技术也可以应用于知识产权保护中，如拓宽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，做细做实内容审核，重点防范洗稿、拼凑等侵权行为，合理避让他人的在先权利。
图书知识产权管理涉及多部门，《白皮书》提出“探索行政调解与司法确认相衔接的多元纠纷化解模式，不断提升图书出版行业知识产权纠纷化解质效”。
“聚焦图书出版重点领域，发布具有规则创设意义的‘首案’”，这是《白皮书》中提出的建议。东城法院民三庭（知产庭）法官刘蔚雯介绍了《白皮书》中列出的9起典型案例。其中有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等畅销书被仿冒的，也有出版社擅自修改他人作品后出版图书、未经原作者同意将作品收录至汇编作品中被判侵权的。这也启示出版机构要加强尊重著作权人权益意识，同时也要拓宽思路、关注最新案例，用合适、有力的维权方式维护自身权益。
呼吁著作权格式合同尽快推出
《白皮书》还特别提出，建议“完善、推广标准化出版合同模板，明晰创作者与出版社的权利和义务”。万红玉表示，许多著作权纠纷中，都存在合同约定不明、时间超期等问题，推出图书出版合同示范文本十分必要。
此前，知名作家蒋胜男在全国两会上呼吁著作权格式合同尽快推出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建议优化杂志社和作者签署的格式合同。
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向记者介绍，文著协长期关注期刊与作者、作者与出版社的合同，义务帮助会员审查各种版权合同。目前，文著协正在承担《图书出版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课题研究工作，已经形成初稿，正在征集多方建议，组织专家论证。